OIO.MOM

中国古代在四种意义上使用“婚姻”一词：

一是指创设夫妻关系，即结婚仪式；

二是指男女通过结婚所形成的夫妻关系；

三是指由婚姻联结起来的某种姻亲关系；

四是指婚姻对宗族家庭及繁衍后代的作用。

我国的婚姻法律及其相关制度，对这四层含义都有所涉及。根据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有关规定，“婚姻”指：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而缔结的具有公示的夫妻身份的两性结合。

而“婚姻行为”则是指在婚姻关系构建、存续过程中的行为表现，体现在择偶（标准、方式）、婚姻匹配、婚姻关系维持、离婚等具体行为上，以及人们对这些行为的思想观念等。

语言能力与经济效益

Marschak（1965）认为，语言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和信息载体，同其他资源一样，具有价值、效用、成本以及效益的经济特性。

Yao&van Ours(2015)发现荷兰语能力对荷兰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工作时间和薪资有正面影响。

Gazzola&Mazzacani(2019)通过研究发现，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个国家语言技能越好，被雇佣的概率越高。

以上研究表明，高语言能力对于个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有正面作用。

语言能力对婚姻行为的影响

Becker(1973)首次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婚姻研究，提出了两个关键假设：

第一，理性经济人假说。婚姻成本主要包括：对象搜索成本、婚姻机会成本以及婚姻沉没成本。婚姻收益则主要包括情感、子女以及规模经济三方面。

一个理性的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权衡其婚姻成本和收益，从而做出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婚姻的稳定性也会逐渐下降。

一旦理性的个体认为婚姻成本可能超过他们的婚姻收益，他们就会选择维持单身生活，甚至退出婚姻市场。

第二，偏好假说。通常情况下，不同的单身男女在择偶时会有不同的喜好倾向。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外在的形象和性格，所以他们会根据年龄、身高、外貌、价值观等来选择伴侣。

有些人可能更注重配偶的生产力，所以会根据自己的教育程度、教育背景和职业状况来选择配偶。

有些人可能更注重传统的“门当户对”的观念，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父母的职业状况来选择伴侣。

这些偏好假设的提出，为经济学家研究语言能力与婚姻行为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婚姻可以被假定为一种商品，婚姻的形成和解体被视为一种商品交易。

该研究认为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令择偶双方出于对婚姻匹配的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影响其婚姻选择。

在语言能力对婚姻行为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较强的通用语言的能力对婚姻行为存在积极效应。

有学者针对美国与澳大利亚区域的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英语能力能显著提高移民与异族通婚的几率，并发现这种与异族通婚的行为对婚姻溢价和双方收入同化都有促进作用(Meng＆Gregory，2005)。

Chiswick&Houseworth(2011)分析了美国移民的跨种族婚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英语能力更强的人在异族通婚中，能以更低的成本来实现异族通婚，并且在婚姻中有更大的收益。

这种情况放在我国，则常见于外来务工者的婚姻行为上。

许传新(2006)通过考察流动人口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后发现，新一代外来务工者在认为自己与城里人的语言、文化等高度吻合时才会产生与其通婚的意愿，且这与其家庭背景没有明显联系。

吴新慧(2011)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因素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显示“两人谈得来”“有共同语言”等语言文化因素已逐渐取代了家庭背景、政治成分等传统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融合方面，语言能力亦成为了重要的影响因素。

杨菊华(2009)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会因语言、文化等方面与本地人的差异形成社会隔离而受到阻碍，而主动接受和学习本地语言，对流动人口较早从流动人口聚居地迁出会有一定的帮助。

农民工在社会融合方面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语言能力(普通话或方言)，而农民工掌握的本地方言能力越好，越容易产生对本地城市的认同，从而促进他们在本地定居的意愿，也就促进了他们成家（进入婚姻）的想法。

社会交往越密切，普通话能力越高的农民工，通过雇佣的方式获得工作机会的几率也会越大。一个有工作的人在婚恋市场中也更体面，更可能承担婚姻的成本消耗，进入婚姻的概率更大。

尤其是对于低技能群体而言，他们的口语能力和阅读能力都会转换为劳动力市场收入。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语言歧视，并且这种歧视现象会导致优势语种人群和劣势语种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康慧琳(2020)在研究中也指出，由于本地人掌握了多数有效资源，如果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不能有效提高本地语言能力，就会产生语言边界，甚至不能在日常生活、劳动力市场以及婚姻市场获得身份尊重，进而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决定个体的劳动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普通话能力更好的人在婚姻匹配中有更高的议价能力。而且语言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这种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会给技能拥有者带来回报（张卫国，2008)。

在我国，普通话与多种方言并存，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多样且复杂。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全面普及，不仅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居民交流障碍，还能促进我国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语言能力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以及人们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通过影响其带来的经济收益进而影响人们的婚姻行为。

若干年前，我在一个图书馆里，走向一个正在等待电梯的人，向她问好，略作寒暄后，向她询问了联系方式。这里我不得不略过接下来的事情的细节，因为这里出了某些差错，而现在回想起这些曲折，我都会感到十分尴尬。事情的结果是，我虽然要到了联系方式，但阴差阳错之间，我先后体验到了失败和成功的滋味。又过了很长时间，我跟她有过一次约会——至少我自己认为这是约会。后来还有过一次短暂的见面。再后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算是一个故事吗？也许吧。对于旁人来说，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值得聆听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带来一个圆满的后果，尽管事后想来，这一后果也未尝是一种不幸。

在搭讪前几天前，我注意到了她的存在。在我下定决心要找个机会搭讪后，我便上油管找找教程视频并认真学习。一个好的搭讪绝不仅仅是走上前后立即僵硬地询问联系方式，而是要有一段问好的开场白，要有一个简短的寒暄或者闲聊，而且在这个过程应该表现得足够自信，各方面都应该大方得体，最后才是询问联系方式。在做了几天的教义准备和简单练习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于是，那一天，在图书馆电梯门口的那一幕发生了。

前段时间在一个社交场合，我听一位男生讲起自己的搭讪故事（同样没有结果），并且畅谈自己当时是如何克服“大他者”的注视时，我也立即想起了自己几年前的那段往事。虽然我跟他一样，在去做这件事以前也有某些更深的思索，但这种思索很快就让位于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自我训练了。

我当时思索的是：一个人是否有权利搭讪？搭讪对自己和对被搭讪的人是否有意义？

当这样的思考没有阻碍我们的实际行动的时候，这样的思考才是有意义的。

当然，现在的我远比当时的自己的状态要好。站在今日回首昨日，我认为自己在去做那件事的时候完成了一次自我突破，所以这对我个人的自我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其实，许多第一次鼓起勇气去搭讪的男生都有类似的体验。那么，他们究竟突破了什么？或者说，为什么现在许多年轻男性对主动接触异性并表达自己浪漫兴趣的举动感到如此恐惧？他们在恐惧什么？不要说面对面搭讪了，许多人连在聊天软件上发送一条消息都怕得要死。

我们可以想到或者找到一些现成的答案，比如害怕被拒绝、社交焦虑、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Me Too运动、女权主义、厌男文化、线上约会、害怕被评判、过去的负面经历、缺乏技巧或实践、经济压力，等等。每个人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理由，并且很多情况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搭讪分为很多种。有些是带有浪漫兴趣，有些是带有友谊兴趣；有些是面对面进行的，有些是线上进行的；有些是在社交场合进行的，有些不是在社交场合进行的。显然，最让人恐惧的类型就是带有浪漫兴趣的、面对面的、并非在社交场合进行的搭讪——而这就是我的那一次搭讪。

为什么带有浪漫兴趣的搭讪会让自己恐惧？因为我们把对方理想化了，而我们却没有理想化自己。为什么面对面的搭讪如此让人恐惧？因为对方的整个形态都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而且由此带来的沟通是全要素的。为什么在非社交场合进行的搭讪如此让人恐惧？因为搭讪在这样的场合并非一种预期的行为，而会造成相当突然的效果。

我现在依然记得我第一次搭讪时走上前去时剧烈的心跳。我的心在担忧拒绝吗，或是担忧被评判？也许都有吧，但我没有明确认知到这方面的影响。我自己的答案是，我或许不是在感受恐惧，而是在感受激动，为两个陌生灵魂即将展开的短兵相接式的接触而感到激动，而这种由自己一手推动的接触所造成的震撼可以是非常让人恐惧的，尤其是驱动这种接触的是自己的意欲。人类所接受的多年来的教育、教化甚至“规训”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使得他们并不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意欲，尤其是对于另一个人的意欲。

为什么有些人会为这种灵魂接触造成的震撼感到恐惧？我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的自尊不足，低估了自己的价值，同时可能也抬高了对方的价值。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值得的，也就是值得跟对方成为伴侣或者朋友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一些社交技能上的技术性的细节，而即便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些细节，也不足以让人感到恐惧。当然，事情能否进一步发展还得看对方的意欲和双方的匹配性，对方的主体性必须被尊重。

搭讪本质上是相互走进对方世界的邀请。而发出邀请的人必然已经认为对方是值得或者远远值得进入自己世界的，尽管这个人未必觉得自己值得走进对方的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渴望着社会化、渴望着归属感、渴望着与这个世界的更亲密的联系，只要这个基本事实屹立不倒，那么搭讪这一行为就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因为渴望着接触的人不仅仅是自己，还包括对方。同时，我们也要断然否定Me Too运动、女权主义者和厌男者对广大男性带来的或许不经意的不良影响或错误诱导，而它们几乎肯定助力了整个男性气质的危机。

那么，这样一个邀请对于被搭讪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这个人忽然得到了一个人的初步的承认。说是初步的，因为搭讪者此时可能还只是对被搭讪者仅有粗浅的了解。只要没有骚扰的性质，那么这一邀请应当是值得欣喜的，因为得到一个人的承认肯定是值得庆贺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被搭讪的人很激动地在自己的社交动态上说有个人找自己要了联系方式。不过，被搭讪者的这种欣喜仅仅涉及自己的被承认，而不涉及自己是否要承认对方，而这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而且可能根本走不通。

只要认清了搭讪的本质，那么我们立即就会同意许多约会教练的看法——自信是男性吸引力的头号因素，也是决定搭讪能否成功的头号因素。一个送出这样的邀请的人和一个正在努力推销自己的人必须是一个自信的人，否则这压根就不能叫作邀请，而是恳求。对搭讪的恐惧，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搭讪根本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搭讪的过程很不顺利，给对方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在中文互联网上，许多女生喜欢说：“真诚才是必杀技”，似乎把真诚提升到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不是真的。真诚的确很重要，尊重也很重要，而且它们对于真正的浪漫爱情和友谊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少对男性来说，在浪漫情景里，它们没有自信重要。一个真诚而不自信的男人去搭讪，很有可能会一败涂地；而一个自信但不真诚的男人——其实对方也很难看出搭讪者是否真诚甚至根本不在乎这个——去搭讪，却会有更大可能性有所斩获。

让我再着重强调一遍，我并不支持自信但不真诚的搭讪，但要指出这样一个现实：Bad boys要比nice guys更受欢迎，而且难道这些女性真的不知道nice guys要比bad boys更加真诚吗？在女性对bad boy和nice guy的选择中，我们已经看到自信和真诚孰轻孰重了。对于初始吸引力和初次接触来说，自信要远比真诚重要；真诚主要是在后期产生作用的，而既然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搭讪，那么就不涉及后续的事情了。而且有些人在搭讪的时候并不太真诚，但在事后的发展过程会逐渐认真起来，这样的话也不是坏事。所谓“真诚才是必杀技”的说法还反对一切“技巧”——很多nice guys想必非常认可这句话——这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对男性肯定是一个误导，男性在搭讪和建立吸引力的过程中是要学会并使用一定的技能的（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交技能），否则他们难以应付搭讪和约会中会出现的各种情况。

每个人有着特定的情境，而拒绝是搭讪中的常见结局。比如一个被搭讪的人已经在一个比较圆满的亲密关系之中了，这个人不得不拒绝搭讪，但假如这是一个得体的、有教养的人，他或她依然应该对搭讪者表达轻微的歉意。或者，被搭讪的人是单身，但的确也对搭讪者个人没有什么兴趣，为了双方的长远利益，他或她同样应该拒绝，但同样可以表示轻微的歉意。表达歉意是我们对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期许，因为这是拒绝一个意义深远而感情真挚的邀约的理所应当的小小补偿。反之，那些拒绝了搭讪——拒绝本身是完全正当的——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吐槽对方的人（假如对方没有做出什么不礼貌甚至侵犯性的事情），显然就是没有什么道德情操的行为——其实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显摆罢了。

搭讪被拒绝也不是坏事，它肯定要比在恐惧之下什么都不做并感受持续而来的悔恨要好。只是，被拒绝的人应当记住，虽然这段经历让自己心痛，但如果对方没有回应自己的情感，那么这并不是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反应。美国有句俗语说“她能说的最糟的话就是‘不’”（the worst she can say is no），这话不无道理，它的意思是，拒绝了你的“她”毕竟不会因此对你展开人身攻击，或者让你感到自己的价值低下，而只是拒绝了你的邀约而已。

在男性气质的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男性也千万不要指望当自己卸下了主动搭讪的“负担”，女性就会“平等”地来一起承担这一责任，这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一旦男性放下了这一责任，所留下的真空只有一小部分会被女性填补，而剩下的部分永远都不会被填补，而是拱手交给了男女两性的孤独。

总之，只要我们坚信人性渴望着归属感、更深的联结和摆脱孤独——这的确是人类的本性——并且坚决拒斥Me Too运动、女权主义和厌男文化的有意或无意的对广大男性的PUA，我们就可以直面恐惧，重拾搭讪的勇气，提升自己的自尊和社交技能，并为进入美好的亲密关系或者友谊做好准备。这个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毕竟，总要有一个人开始才行。（文/冷金乘）

为什么我们会把爱上一个人的行为称为“坠入爱河”（fall in love）呢？这个用法是谁最先使用的，现在已经不甚清楚，但据说始于1500年前后的现代早期，有些人把它联系到了莎士比亚。fall in love这个用法在英语中已经日常化，“坠入爱河”这个翻译在中文倒是一种高雅的用法。

我最近看到一则短视频，一位小女孩被记者问及自己是否有男朋友，她说有，而且已经谈了两年了。记者问她是如何获得男朋友的，她说：“你可以通过跟他们谈话来获得一个男朋友，然后他们就会跟你坠入爱河。”这个小女孩5岁。

“坠入”（fall in）这个动词凸显了爱上一个人的不可控、强烈和被动的性质，而这一用法的确把握住了人的浪漫之爱的部分现实。坠入爱河是最典型的一种“变革性体验”。这意味着，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我们不仅会感知到爱这个词和这个心理的意思，同时，从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到人生中的长远的决策，它都会对人造成强烈影响。而且奇妙的是，不仅是“坠入爱河”本身会带来如此强烈的影响，而且跟不同的人坠入爱河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爱的力量是强大的，这句话所言不虚。而且，一旦坠入爱河，脱身就很困难了。丧偶、失恋和单爱都促使坠入爱河的人们从中艰难脱身。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改变人生的强大因素，我们并不知道它会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跟什么样的人发生，我们也更不知道它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想再谈恋爱甚至表示永远不会结婚的人，此类断言往往仅在下一次坠入爱河之前有效。那些在内心中有一个伴侣的理想模型的人，也经常会发现自己真正爱上的人跟那个模型相差甚远。那些曾经有某些未来职业规划的人，轻而易举地被席卷而来的坠入爱河所改变。坠入爱河就像一个狡猾的精灵，从来不把人们既有的认知框架当回事，而是用一种与认知完全不同的且更强大的力量，将那些认知框架摧毁殆尽。

“我以前从来没想到我会爱上一个……的人”是我经常听到的句子。比如，有些女生过去没发现自己将来会爱上比自己小几岁的男生，有些男生过去没发现自己将来会爱上比自己小很多岁或比自己大几岁的女生，有些自由派过去没发现自己将来会爱上一个保守派，有些中国人过去没发现自己将来会爱上一个美国人，等等。作为一种变革性体验，坠入爱河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政治信念，只要这个人爱上了一个跟自己政治信念不同的人。

这些只是一些典型的可描述的情况。许多情况是难以描述的，因为这跟每个人的灵魂有关。人们的几任亲密伴侣或单爱对象，他们之间的灵魂往往有很大差异，这意味着人们是可以爱上灵魂截然不同的人的，即便某些灵魂在此前并不在自己的理想模型之中。

但是，“坠入”这一说法却没有突出另一部分现实：即便人们是“坠入”浪漫爱情之中，我们也始终是带有自己范畴的，而这个范畴就是对对方的理想化。不过，理想化同样是不受控的和强烈的，但它却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一般来说，坠入爱河有三个阶段，并且要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从主动方来看，在遭遇阶段，当我们crush了一个人时，一般只是被对方的外表所吸引，同时我们就会把自己所想象的理想灵魂投射到对方的身上，以完成对对方的浪漫化。大部分crush情况止步于此，少部分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联系。在约会阶段，随着了解的进一步加深，理想化的灵魂与认识到的现实灵魂发生冲突与斗争。其中，又有少部分进展到了亲密关系。在亲密关系阶段，理想化的灵魂与认识到的灵魂完成了黑格尔式的辩证综合。实际上，只要我们的浪漫爱情还存在，那么那个对象就从来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综合体。

从被动方来看，在遭遇阶段，人们遭遇到一个人的接近甚至求爱，但由于这个人在某些方面不符合自己的理想模型（在许多情况下是外表缘故），于是有些不情愿或抗拒。在约会阶段，人们逐渐浪漫化对方，开始回应对方的示爱，从而也出现了理想化的灵魂与认识到的灵魂的冲突。在亲密关系阶段，两种灵魂同样地完成了辩证综合。

对我来说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被动方的后发式浪漫爱情（日久生情）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因为它的生成机制看起来跟主动式浪漫爱情（crush）很不一样。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考虑清楚了，那就是：约会阶段的理想灵魂与认识到的灵魂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如果我们理想中的那个人的灵魂跟现实中的灵魂差异很大，甚至那个人也拒绝了我们的求爱，那这是爱吗，或者说这是坠入爱河吗？我曾经给一个人给出过怀疑并倾向否定的反思，但现在我认为它肯定是。一旦理想化发生，我们便坠入爱河了，而且就是指向那个特定的人，无论我们的理想跟现实有多大区别，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是在理想化对方。否认这一点，可能只是一种脆弱的挽回骄傲的反应而已。

无论如何，作为变革性体验的坠入爱河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教训：对于那些希望进入亲密关系的单身人士来说，他们应该对尚未发生的事情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爱上怎样一个人，以及这件事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并且不要尝试用自己的认知框架去束缚这种体验。

我听说很多人对自己的预期伴侣有一种严格的且公开的规定，而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变革性体验的性质。那些对预期伴侣持有类似规定的人，往往也没有把浪漫爱情当回事，而更可能把亲密关系当成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彩礼和首付问题让中国的婚姻变得极其复杂）。我尊重这些人的选择，但我建议大家要看清这些人的意图，并且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文/冷金乘）

如果人们想要进入和保持长期关系，他们需要具备哪些品质？无论是把这个问题输入Google这样的传统搜索引擎并找到一些专业的心理学文章，还是输入到ChatGPT这样的生成性人工智能，它们得出的答案都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列表不仅很长，而且每一项品质都极具挑战性。以下仅是一个不完整的清单：

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兼容性（Compatibility）、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沟通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s）、尊重（Respect）、共同的价值观（Shared values）、情绪支持（Emotional support）、独立性和自主性（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承诺（Commitment）、幽默感（Sense of humor）、妥协的能力（The ability to compromise）、原谅的能力（The ability to forgive）、有能力以健康的方式处理冲突、有能力在顺境和逆境中支持对方、无私的爱（Unselfish love）、给予关系上的保证、利用社交圈来支持关系、愿意分担长期关系中的工作和责任、基本的共情（Basic empathy）、为关系带来稳定的内在信心……

显然，这些品质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也是值得向往的。拥有这些特质，不仅可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伴侣，也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2021年，由Apostolou和Chrisoforou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了75个长期关系所需的品质，并且把它们划分为11个因素。按照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次序排列，它们是：对我承诺（0.96）、做出妥协（0.92）、忠诚和值得信赖（0.91）、浪漫和敏感（0.90）、给予我性满足（0.90）、有共同兴趣（0.87）、与人相处的乐趣（0.85）、积极向上（0.84）、富裕（0.81）、与朋友和家人相处融洽（0.71）、好的厨师/管家（0.59）。括号内的数字标记了它对参与者的相对重要性。但要注意，该研究并未区分男女差异，而且一般来说就这一问题而言的性别差异是很明显的。

于是，通过科学研究和公众调查，我们便能为进入长期关系的品质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人们甚至可以基于这一标准制定某种量化考核的体系，从而为每一个人的伴侣合宜性进行打分。当然，不需要实际这么做，我们也会知道，真实世界中的人肯定有人很适合做伴侣，也有的人则不适合做任何人的伴侣。也就是说，有些人并不会因为遇到“对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好的伴侣，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好的伴侣。

那么根据大五人格模型和依恋风格类型，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做长期伴侣呢？显然，高宜人性、低神经质（高情绪稳定性）和安全型依恋是非常合意的。高外向性、高经验开放性相对合意但并不明显，因为低外向性可以通过社交技能和沟通技能的提升来弥补。至于尽责性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保持跟伴侣相对一致的尽责性也是相对合意的。由于大五人格和依恋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基因和童年经历决定了，那么一个人的伴侣合宜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先天因素决定的。如果一个人的先天底子不好，那么只有在后天付出强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水平。

这里不会为如何提升自我提出一些实际建议，而是探讨一个哲学问题：假如一个人的伴侣合宜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先天决定了，或更具体地说，如果一个人的先天的伴侣合宜性很低，那么，他或她需要付出后天努力去改善自己吗？为什么不由着自己的天性来呢？这个人可以在一个接着一个的短期关系中不停地跳跃，或干脆就立志过一种单身的清教徒生活，这样不是对这个人来说会更幸福吗？毕竟，那中庸的和无聊至极的ChatGPT告诉我们，要不要进入长期关系是“高度主观”的，取决于“个体的视角、信念和价值”。

由于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正确已经污染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我们就得小心，不要落入相对主义设下的圈套。先天因素当然没有价值观的对与错，但它们显然存在运气因素，而这些运气会带来生活上的幸福与不幸。出生在美国富人家庭跟出生在尼日尼亚相比，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人生。政治正确会告诉我们，出生在美国富人家庭跟出生在尼日尼亚并无高低之分，而是“高度主观的”。但如果人们能做选择的话，有几个人会选择出生在尼日尼亚？难道人们不知道生活在哪里会更幸福吗？

同样地，发现自己拥有低宜人性和高神经质，不仅会给自己的个人带来更为不幸福的生活，而且同时也导致了自己的低伴侣合意性。这样来看，假如我们把追求幸福视作人生的意义的重要来源的话，那么积极地改善低宜人性和高神经质便非常重要。在你说人格无法改变之前，在一项最近的研究当中，研究者测试了大五人格中的每一项特质的可变性，并且发现只要付出有意识的努力，它们大多数是可以改变的，但是难易程度有所不同。宜人性是最容易提升的，其次分别是神经质、外向性和尽责性。至于对经验的开放性，在研究者的实验中，被试的这种特质反而是下降了。人格的改变固然不容易，但是性能力、沟通能力、社交能力、幽默感等特质却相对容易改变。

幸福的来源因素有很多。学界普遍认为，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是幸福的头号因素。工作并不是头号因素，而且大部分的职业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谈不上事业。近些年来，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或浪漫怀疑论者提出，婚姻会给女性带来不幸而非幸福。然而，这一观点完全没有根据，我在过去已经批评过这种蒙昧主义的认知偏误。2001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琳达·怀特等人出版了一本影响重大的书《婚姻的理由：为什么结婚的人更幸福、更健康、经济状况更好？》（The Case for Marriage:Why Married People are Happier,Healthier and Better Off Financially），已经对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反婚姻论调展开了集中的清算。遗憾的是，中文读者看不到这么好的书，因为中国大陆的出版社们乐于引进一些宣扬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为婚姻辩护的有科学根基的书显得有些政治不正确。

近些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也基本上延续了“结婚的人更幸福”这一基本观点，只不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具体和细节的探索。有研究者发现，单身的人比身处坏的婚姻的人更幸福，但身处好的婚姻的人要比单身的人幸福得多。还有研究者发现，更幸福的单身人士更有可能选择结婚。这些结论并不让人意外。一项来自台湾的研究显示，婚后三年的幸福水平明显高于基准线，而在第四年以后虽然差别已不明显，但仍不小。而且研究者还发现，婚姻对女性的幸福感的提升要比对男性的幸福感提升得更多、更持久。在严谨扎实的科学研究面前，反婚姻的各种论调只不过是反智主义的毫无根据的意见。从历史上来看，西方世界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反长期关系实验的徒劳尝试也已经失败了。

所以，凡是有条件的人，如果他们把幸福看成人生的意义的重要来源，那么也就应该选择进入长期关系，并且努力提升自己的伴侣合宜性。那些先天性的导致低伴侣合宜性的人格特质或依恋风格，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浪漫怀疑论这些政治意识形态，都不是拒绝参与其中的借口。实际上，那些声称自己是单身主义者或者只寻求短期关系的人，很有可能也具有低伴侣合宜性。

然而，这一建议对那些不把幸福看作人生的意义重要来源的人例外，而且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就不得不跟世俗的幸福背道而驰。他们要么是那些遁入空门或发神贫之愿的人，比如耶稣基督或许多天主教神父。要么是为某些宏大的目标付出牺牲的人，比如立志送人类上火星的企业家伊隆·马斯克。要么是那些高贵的天才，比如康德。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符合这些例外情况。（文/冷金乘）

当父母给自己的子女介绍相亲对象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列举对象的诸种优点？当然包括长相，但更重要的是对方的工作、房产、收入、学历、车子，以及对方父母的工作、房产、收入、学历甚至车子，等等。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不难发现，相亲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匹配活动，父母们并不在意双方的精神世界的匹配性。父母们虽然也注意长相，但是这只是相对次要的因素，而且只是他们对长相的偏向当然只是出于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子女的喜好。而且，只要潜在伴侣的物质因素过关了，这就会正面影响他们对对方长相的感知。

在我们了解了相亲的这种物质主义的基本性质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相亲是具有欺骗性的。长期关系首先是一种精神活动，因为双方的精神世界将要组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而只有精神世界的匹配性才能到达到这种真正的长期关系。精神世界的不相匹配，将给长期关系的维持带来巨大困难。本文将分别从吸引力和长期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物质因素（包括社会关系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吸引力

物质因素的确构成了男性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却不构成女性吸引力的重要方面。

我认识的一位男性同学在毕业后到江苏省某地级市最好的大学去工作，据说没有多久就有好几个人找他来说媒。他的长相毫无疑问是过关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当地最好的大学，做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于是有了良好的社会地位。尽管收入不算高，但这样的条件足以使得他在“市场”上拥有相当的优势。就此而言，他的“市场价值”似乎反映了男性吸引力的真相，毕竟这符合进化心理学带给我们的认识。

但是，即便是对于男性吸引力而言，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一般而言，女性的确会先确保潜在伴侣具有一定程度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一旦这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她们就会尽可能地寻找温暖、善良、诚实、开放、稳定、幽默和智慧。于是，罗兰·米勒在《亲密关系》中如此总结女性所寻求的东西：

对女性来说，（男性的）财富固然可取，但它不如高水平的温暖和忠诚重要，而相貌则排在第三位。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他们的吸引力金字塔如下：

1、精神品质：作为长期伴侣的合意性，以及智力、幽默等其他一般性精神思想品质

2、财富和社会地位

3、长相

在理想情况中，女性一般是先确保一定程度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再尽可能多地挖掘对方的精神品质，最后才是确保长相。每一个女性都应该践行这样的策略。

然而，在真实世界中，许多女性仅仅偏重财富或社会地位，甚至是长相，而忽略了精神品质。而在寻求短期关系时，她们当然注重男性的长相，以及其他一些可能不太适合长期关系的品质，比如掌控欲。当然，短期关系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以内。

一般来说女性的吸引力金字塔是这样的：

1、精神品质：作为长期伴侣的合意性，以及宜人性、情绪稳定性、智力等其他一般性精神品质

2、长相

3、财富和社会地位

在理想情况下，当一个男人在寻求作为长期关系伴侣的女性时，会先确保一定程度的长相，然后尽可能多地寻求精神品质，最后才考虑财富和社会地位。我认为，每一个男性都应该践行这样的策略。当然，在寻求短期关系时，他们尽可以把长相放在第一位。

现在我们回到相亲这个话题。很显然，父母们几乎不怎么在意自己的子女的潜在伴侣的精神品质，而由于品质是最重要的，所以父母们的取向就是一种相当可怕的现象。当子女提出精神品质的重要性时，父母们可能会打压这方面的重要性，或者以“先聊聊试试看嘛”来敷衍一番，但其实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

许多子女们被父辈们灌输了一套财富和社会地位——一句话，“门当户对”——很重要的观念，并且压抑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中的浪漫因素。财富和社会地位对于男性吸引力来说的确重要，但是它并没有精神品质重要。

罗兰·米勒在列举男性的精神品质时没有提到自信，而这不啻为一个疏忽。近年来，大量的自助内容不断重复说自信才是男性最重要的精神品质，虽然这一看法或许来自“自我提升”领域的偏见，但的确道出了部分真相。近有研究指出，社交自信是可以训练的，而且他人感知到的社交自信会影响社交互动的结果。接受过教程培训的男性在聊天时更有自信，女性聊天对象也认为他们以及因自信而被选中的男性在社交自信、地位和支配力方面更高，从而更愿意把他们看成是潜在的浪漫伴侣。

实际上，自信似乎是跟财富和社会地位相辅相成的，高程度的自信预示着较好的财务状况和社会地位。即便自信跟财富和社会地位不相匹配，那么较低的自信将会导致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无法体现出来，而较高的自信则会强化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效果。毕竟，相比于其他人对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认知，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绝对量本身其实并不重要。我甚至认为，对男性自信品质的重视可能是进化后的结果，现代人用对自信的看重取代了原始人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看重。

长期关系

由于相亲的一般目的是达成长期关系而不是短期关系，所以我们这里只探讨长期关系。必须承认，绝大多数的不幸福的以及最终解体的亲密关系（包括浪漫关系和婚姻）都是精神世界的不相匹配，或者其中一方或双方的精神品质的缺陷造成的。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身边想到很多例子。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能理解相亲的欺骗性了，因为父母们不仅忽视了精神品质的重要性，甚至有意地打压这方面的重要性。于是，许多对父母的安排言听计从的子女们不慎地进入了并不幸福的婚姻，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精神品质的重要性。

在吸引力环节，女性看重男性的精神品质，考虑到这一因素在长期关系的维持中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天然策略当然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一策略是人类的心理在千万年进化后的结果，并成为了人性的一部分。

然而，事情到了中国就扭曲了很多，由于中国父母不看重子女的潜在伴侣的精神品质，而只在乎财富和社会地位，顺带使得许多中国年轻人也被灌输了这一套错误的观念，这就导致了浪漫爱情在中国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现象，自然也就推动了不断走高的离婚率和更多的不幸福的婚姻。而且，许多因为相亲而结婚的伴侣，由于迫于相亲的面子，使得他们不太容易结束本该结束的婚姻，这就导致问题更加严重。

我在《进入长期关系所需的品质与长期关系对人生的意义》中对长期关系所要求于人的诸种品质已经有过讨论。根据一项研究，按照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顺序进行排列：对我承诺（0.96）、做出妥协（0.92）、忠诚和值得信赖（0.91）、浪漫和敏感（0.90）、给予我性满足（0.90）、有共同兴趣（0.87）、与人相处的乐趣（0.85）、积极向上（0.84）、富裕（0.81）、与朋友和家人相处融洽（0.71）、好的厨师/管家（0.59）。财富因素排在倒数第三位，名列所有精神品质的后面。

实际上，财富和社会地位对于长期关系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比如，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看重可能会带来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对个人幸福百害而无一利。另外，较高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也可能意味着这些人业务繁忙，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时间来维持和提升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跟伴侣相处和带孩子。可以想象，如果哪位女性跟马斯克这样的人结婚的话，那么很难说她的生活会有多幸福，因为马斯克只会把很少的时间用来陪伴伴侣，而且多种迹象表明他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伴侣。

结论

总之，财富和社会地位这样的物质因素虽然构成男性吸引力的一个主要方面，但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更不是女性吸引力的重要方面。即便对于男性吸引力来说，它也只是一个基本需要，一般来说，男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只要达到了大约跟女方匹配的程度，或者达到了某一位女性自己就感到满意的程度（这一程度甚至可能比女性自身的状况明显更低），物质因素就不重要了。而对于女性吸引力和整个长期关系的维持来说，物质因素就完全不重要了。可悲的是，许多男子的父母在给他们介绍潜在女性长期伴侣时，却也是把财富和社会地位放在第一位，这可真是完全本末倒置了。

被相亲的人往往会从父母那里听说：“他/她（父母）在成都/武汉/杭州/上海有X套房。”“他/她是XX大学毕业的”“他/她父母在XXX工作”，等等，仿佛这些物质因素成为了婚姻的通行证。然而，只有浪漫爱情才有权利成为婚姻的通行证，而浪漫爱情当然是一种精神活动。用物质因素替代精神品质，相亲的欺骗性就全在这里了。每一个中国年轻人都应该捍卫自己独立进入长期关系的权利，并相应地负起这一份自我责任。（文/冷金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