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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在四种意义上使用“婚姻”一词：

一是指创设夫妻关系，即结婚仪式；

二是指男女通过结婚所形成的夫妻关系；

三是指由婚姻联结起来的某种姻亲关系；

四是指婚姻对宗族家庭及繁衍后代的作用。

我国的婚姻法律及其相关制度，对这四层含义都有所涉及。根据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有关规定，“婚姻”指：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而缔结的具有公示的夫妻身份的两性结合。

而“婚姻行为”则是指在婚姻关系构建、存续过程中的行为表现，体现在择偶（标准、方式）、婚姻匹配、婚姻关系维持、离婚等具体行为上，以及人们对这些行为的思想观念等。

语言能力与经济效益

Marschak（1965）认为，语言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和信息载体，同其他资源一样，具有价值、效用、成本以及效益的经济特性。

Yao&van Ours(2015)发现荷兰语能力对荷兰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工作时间和薪资有正面影响。

Gazzola&Mazzacani(2019)通过研究发现，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个国家语言技能越好，被雇佣的概率越高。

以上研究表明，高语言能力对于个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有正面作用。

语言能力对婚姻行为的影响

Becker(1973)首次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婚姻研究，提出了两个关键假设：

第一，理性经济人假说。婚姻成本主要包括：对象搜索成本、婚姻机会成本以及婚姻沉没成本。婚姻收益则主要包括情感、子女以及规模经济三方面。

一个理性的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权衡其婚姻成本和收益，从而做出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婚姻的稳定性也会逐渐下降。

一旦理性的个体认为婚姻成本可能超过他们的婚姻收益，他们就会选择维持单身生活，甚至退出婚姻市场。

第二，偏好假说。通常情况下，不同的单身男女在择偶时会有不同的喜好倾向。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外在的形象和性格，所以他们会根据年龄、身高、外貌、价值观等来选择伴侣。

有些人可能更注重配偶的生产力，所以会根据自己的教育程度、教育背景和职业状况来选择配偶。

有些人可能更注重传统的“门当户对”的观念，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父母的职业状况来选择伴侣。

这些偏好假设的提出，为经济学家研究语言能力与婚姻行为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婚姻可以被假定为一种商品，婚姻的形成和解体被视为一种商品交易。

该研究认为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令择偶双方出于对婚姻匹配的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影响其婚姻选择。

在语言能力对婚姻行为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较强的通用语言的能力对婚姻行为存在积极效应。

有学者针对美国与澳大利亚区域的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英语能力能显著提高移民与异族通婚的几率，并发现这种与异族通婚的行为对婚姻溢价和双方收入同化都有促进作用(Meng＆Gregory，2005)。

Chiswick&Houseworth(2011)分析了美国移民的跨种族婚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英语能力更强的人在异族通婚中，能以更低的成本来实现异族通婚，并且在婚姻中有更大的收益。

这种情况放在我国，则常见于外来务工者的婚姻行为上。

许传新(2006)通过考察流动人口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后发现，新一代外来务工者在认为自己与城里人的语言、文化等高度吻合时才会产生与其通婚的意愿，且这与其家庭背景没有明显联系。

吴新慧(2011)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因素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显示“两人谈得来”“有共同语言”等语言文化因素已逐渐取代了家庭背景、政治成分等传统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融合方面，语言能力亦成为了重要的影响因素。

杨菊华(2009)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会因语言、文化等方面与本地人的差异形成社会隔离而受到阻碍，而主动接受和学习本地语言，对流动人口较早从流动人口聚居地迁出会有一定的帮助。

农民工在社会融合方面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语言能力(普通话或方言)，而农民工掌握的本地方言能力越好，越容易产生对本地城市的认同，从而促进他们在本地定居的意愿，也就促进了他们成家（进入婚姻）的想法。

社会交往越密切，普通话能力越高的农民工，通过雇佣的方式获得工作机会的几率也会越大。一个有工作的人在婚恋市场中也更体面，更可能承担婚姻的成本消耗，进入婚姻的概率更大。

尤其是对于低技能群体而言，他们的口语能力和阅读能力都会转换为劳动力市场收入。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语言歧视，并且这种歧视现象会导致优势语种人群和劣势语种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康慧琳(2020)在研究中也指出，由于本地人掌握了多数有效资源，如果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不能有效提高本地语言能力，就会产生语言边界，甚至不能在日常生活、劳动力市场以及婚姻市场获得身份尊重，进而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决定个体的劳动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普通话能力更好的人在婚姻匹配中有更高的议价能力。而且语言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这种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会给技能拥有者带来回报（张卫国，2008)。

在我国，普通话与多种方言并存，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多样且复杂。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全面普及，不仅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居民交流障碍，还能促进我国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语言能力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以及人们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通过影响其带来的经济收益进而影响人们的婚姻行为。

若干年前，我在一个图书馆里，走向一个正在等待电梯的人，向她问好，略作寒暄后，向她询问了联系方式。这里我不得不略过接下来的事情的细节，因为这里出了某些差错，而现在回想起这些曲折，我都会感到十分尴尬。事情的结果是，我虽然要到了联系方式，但阴差阳错之间，我先后体验到了失败和成功的滋味。又过了很长时间，我跟她有过一次约会——至少我自己认为这是约会。后来还有过一次短暂的见面。再后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算是一个故事吗？也许吧。对于旁人来说，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值得聆听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带来一个圆满的后果，尽管事后想来，这一后果也未尝是一种不幸。

在搭讪前几天前，我注意到了她的存在。在我下定决心要找个机会搭讪后，我便上油管找找教程视频并认真学习。一个好的搭讪绝不仅仅是走上前后立即僵硬地询问联系方式，而是要有一段问好的开场白，要有一个简短的寒暄或者闲聊，而且在这个过程应该表现得足够自信，各方面都应该大方得体，最后才是询问联系方式。在做了几天的教义准备和简单练习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于是，那一天，在图书馆电梯门口的那一幕发生了。

前段时间在一个社交场合，我听一位男生讲起自己的搭讪故事（同样没有结果），并且畅谈自己当时是如何克服“大他者”的注视时，我也立即想起了自己几年前的那段往事。虽然我跟他一样，在去做这件事以前也有某些更深的思索，但这种思索很快就让位于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自我训练了。

我当时思索的是：一个人是否有权利搭讪？搭讪对自己和对被搭讪的人是否有意义？

当这样的思考没有阻碍我们的实际行动的时候，这样的思考才是有意义的。

当然，现在的我远比当时的自己的状态要好。站在今日回首昨日，我认为自己在去做那件事的时候完成了一次自我突破，所以这对我个人的自我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其实，许多第一次鼓起勇气去搭讪的男生都有类似的体验。那么，他们究竟突破了什么？或者说，为什么现在许多年轻男性对主动接触异性并表达自己浪漫兴趣的举动感到如此恐惧？他们在恐惧什么？不要说面对面搭讪了，许多人连在聊天软件上发送一条消息都怕得要死。

我们可以想到或者找到一些现成的答案，比如害怕被拒绝、社交焦虑、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Me Too运动、女权主义、厌男文化、线上约会、害怕被评判、过去的负面经历、缺乏技巧或实践、经济压力，等等。每个人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理由，并且很多情况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搭讪分为很多种。有些是带有浪漫兴趣，有些是带有友谊兴趣；有些是面对面进行的，有些是线上进行的；有些是在社交场合进行的，有些不是在社交场合进行的。显然，最让人恐惧的类型就是带有浪漫兴趣的、面对面的、并非在社交场合进行的搭讪——而这就是我的那一次搭讪。

为什么带有浪漫兴趣的搭讪会让自己恐惧？因为我们把对方理想化了，而我们却没有理想化自己。为什么面对面的搭讪如此让人恐惧？因为对方的整个形态都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而且由此带来的沟通是全要素的。为什么在非社交场合进行的搭讪如此让人恐惧？因为搭讪在这样的场合并非一种预期的行为，而会造成相当突然的效果。

我现在依然记得我第一次搭讪时走上前去时剧烈的心跳。我的心在担忧拒绝吗，或是担忧被评判？也许都有吧，但我没有明确认知到这方面的影响。我自己的答案是，我或许不是在感受恐惧，而是在感受激动，为两个陌生灵魂即将展开的短兵相接式的接触而感到激动，而这种由自己一手推动的接触所造成的震撼可以是非常让人恐惧的，尤其是驱动这种接触的是自己的意欲。人类所接受的多年来的教育、教化甚至“规训”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使得他们并不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意欲，尤其是对于另一个人的意欲。

为什么有些人会为这种灵魂接触造成的震撼感到恐惧？我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的自尊不足，低估了自己的价值，同时可能也抬高了对方的价值。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值得的，也就是值得跟对方成为伴侣或者朋友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一些社交技能上的技术性的细节，而即便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些细节，也不足以让人感到恐惧。当然，事情能否进一步发展还得看对方的意欲和双方的匹配性，对方的主体性必须被尊重。

搭讪本质上是相互走进对方世界的邀请。而发出邀请的人必然已经认为对方是值得或者远远值得进入自己世界的，尽管这个人未必觉得自己值得走进对方的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渴望着社会化、渴望着归属感、渴望着与这个世界的更亲密的联系，只要这个基本事实屹立不倒，那么搭讪这一行为就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因为渴望着接触的人不仅仅是自己，还包括对方。同时，我们也要断然否定Me Too运动、女权主义者和厌男者对广大男性带来的或许不经意的不良影响或错误诱导，而它们几乎肯定助力了整个男性气质的危机。

那么，这样一个邀请对于被搭讪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这个人忽然得到了一个人的初步的承认。说是初步的，因为搭讪者此时可能还只是对被搭讪者仅有粗浅的了解。只要没有骚扰的性质，那么这一邀请应当是值得欣喜的，因为得到一个人的承认肯定是值得庆贺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被搭讪的人很激动地在自己的社交动态上说有个人找自己要了联系方式。不过，被搭讪者的这种欣喜仅仅涉及自己的被承认，而不涉及自己是否要承认对方，而这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而且可能根本走不通。

只要认清了搭讪的本质，那么我们立即就会同意许多约会教练的看法——自信是男性吸引力的头号因素，也是决定搭讪能否成功的头号因素。一个送出这样的邀请的人和一个正在努力推销自己的人必须是一个自信的人，否则这压根就不能叫作邀请，而是恳求。对搭讪的恐惧，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搭讪根本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搭讪的过程很不顺利，给对方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在中文互联网上，许多女生喜欢说：“真诚才是必杀技”，似乎把真诚提升到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不是真的。真诚的确很重要，尊重也很重要，而且它们对于真正的浪漫爱情和友谊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少对男性来说，在浪漫情景里，它们没有自信重要。一个真诚而不自信的男人去搭讪，很有可能会一败涂地；而一个自信但不真诚的男人——其实对方也很难看出搭讪者是否真诚甚至根本不在乎这个——去搭讪，却会有更大可能性有所斩获。

让我再着重强调一遍，我并不支持自信但不真诚的搭讪，但要指出这样一个现实：Bad boys要比nice guys更受欢迎，而且难道这些女性真的不知道nice guys要比bad boys更加真诚吗？在女性对bad boy和nice guy的选择中，我们已经看到自信和真诚孰轻孰重了。对于初始吸引力和初次接触来说，自信要远比真诚重要；真诚主要是在后期产生作用的，而既然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搭讪，那么就不涉及后续的事情了。而且有些人在搭讪的时候并不太真诚，但在事后的发展过程会逐渐认真起来，这样的话也不是坏事。所谓“真诚才是必杀技”的说法还反对一切“技巧”——很多nice guys想必非常认可这句话——这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对男性肯定是一个误导，男性在搭讪和建立吸引力的过程中是要学会并使用一定的技能的（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交技能），否则他们难以应付搭讪和约会中会出现的各种情况。

每个人有着特定的情境，而拒绝是搭讪中的常见结局。比如一个被搭讪的人已经在一个比较圆满的亲密关系之中了，这个人不得不拒绝搭讪，但假如这是一个得体的、有教养的人，他或她依然应该对搭讪者表达轻微的歉意。或者，被搭讪的人是单身，但的确也对搭讪者个人没有什么兴趣，为了双方的长远利益，他或她同样应该拒绝，但同样可以表示轻微的歉意。表达歉意是我们对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期许，因为这是拒绝一个意义深远而感情真挚的邀约的理所应当的小小补偿。反之，那些拒绝了搭讪——拒绝本身是完全正当的——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吐槽对方的人（假如对方没有做出什么不礼貌甚至侵犯性的事情），显然就是没有什么道德情操的行为——其实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显摆罢了。

搭讪被拒绝也不是坏事，它肯定要比在恐惧之下什么都不做并感受持续而来的悔恨要好。只是，被拒绝的人应当记住，虽然这段经历让自己心痛，但如果对方没有回应自己的情感，那么这并不是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反应。美国有句俗语说“她能说的最糟的话就是‘不’”（the worst she can say is no），这话不无道理，它的意思是，拒绝了你的“她”毕竟不会因此对你展开人身攻击，或者让你感到自己的价值低下，而只是拒绝了你的邀约而已。

在男性气质的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男性也千万不要指望当自己卸下了主动搭讪的“负担”，女性就会“平等”地来一起承担这一责任，这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一旦男性放下了这一责任，所留下的真空只有一小部分会被女性填补，而剩下的部分永远都不会被填补，而是拱手交给了男女两性的孤独。

总之，只要我们坚信人性渴望着归属感、更深的联结和摆脱孤独——这的确是人类的本性——并且坚决拒斥Me Too运动、女权主义和厌男文化的有意或无意的对广大男性的PUA，我们就可以直面恐惧，重拾搭讪的勇气，提升自己的自尊和社交技能，并为进入美好的亲密关系或者友谊做好准备。这个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毕竟，总要有一个人开始才行。（文/冷金乘）